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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1949年10月至1953年5月)
    第一节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结束。中国开始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新时期。
    至此,中国民主同盟已经达到了建盟之初确立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目的,完成了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新国家的历史任务。中国民主同盟成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下参政的新型政党。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中国民主同盟面临着改造民盟的性质,制定新的政治纲领、路线、方针和健全领导机构、整顿发展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的使命。为此,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
    194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36个地方组织的92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着约为15100名的国内外盟员①。历时35天的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盟务讨论总结报告》、《地方盟务总结》,并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盟章》和《关于接受共同纲领及停止民盟纲领的决议》、《中国民主同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宣言》等重要决议和文件,增选了47位②中央委员,32位候补中央委员。《政治报告》指出:"过去本盟的总的立场和方针是在于和中共一起彻底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成立新的人民民主政府。"而"在这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本盟乃是参与政权的一分子,因此,本盟的方针应该是在中共领导之下,实现共同纲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以从事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而为人民服务"。基于这一认识,会议通过的修改后的《盟章》,在《总纲》中对民盟的性质、任务、纲领、路线、方针作了如下新的阐明:"中国民主同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本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以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工商业者,走向进步,扩大并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彻底实现共同纲领,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为基本方针和任务。""本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之密切配合工作,以期在革命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尽其最大的努力。"从此,中国民主同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治制度下参政的新型政党的地位,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49年12月5日傍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参加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一握手,关心地问到了开会的情况,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政党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总是要有错误的。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多加分析。一个党内有许多山头,但是要克服山头主义。没有不团结的理由,都是民主人士、革命同志,只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就会无往而不胜。毛主席的话给与会同志很大鼓舞与教益。
    12月6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又招待出席民盟一届四中全会的代表。会上,周恩来在分析了民盟历史上三个时期的表现以后说:"整个说来,民盟所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是向前进方面发展的。它团结了知识分子走向进步。"从前途看,民盟"是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
    1949年12月27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五中全会紧接着四中全会举行。会议选举张澜为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为副主席。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推选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罗隆基、马叙伦、史良、彭泽民、周新民、张东荪等10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章伯钧为政治局秘书长。选举中央常务委员27人。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财务、妇女、文教、工商、联络、海外工作等委员会及秘书处进行工作。"中国民主同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宣告结束。
    第二节 为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形势。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并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更把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在国内,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作垂死挣扎;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展开,在那里,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解决;长期遭受战乱破坏和国民党掠夺的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处于全面破产的境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建国以后头几年的主要任务是:彻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巩固国防力量,抗击帝国主义新的侵略,恢复和发展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也就是为彻底实现共同纲领而奋斗。1950年到1952年间,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就是为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而进行的重要斗争。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参加政权的政党成员之一,为此做出了新的贡献,也受到了锻炼和考验。建国初期,民盟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参与国家重大政策措施的讨论、决策和执行,参与制定法规条令。当时,中国民主同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有正式代表16人,候补代表2人,另有40余位盟员作为其他各界代表参加了政协会议,沈钧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担任要职的有:张澜任副主席,马叙伦等10人为委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政务院中,黄炎培为副总理,章伯钧、马叙伦、罗隆基为政务委员。彭泽民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为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炎培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伯钧为交通部长,马叙伦兼教育部长,史良为司法部长,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楚图南为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另外,还有如曾昭抡等分别担任了教育部副部长以及司、局和地方政府的要职。
    这些在政协和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民盟成员,在1949年10月至1954年9月的任期内,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所作的一切努力,参与制定和执行有关方针、政策,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二)发表宣言、号召、决定和指示,推动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群众,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周围,遵守政府的法规条令,积极拥护中共和政府发动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开展。例如民盟中央在《土地改革法》颁布的第二天,即1950年7月1日就发出《关于发动盟员参加土地改革的通知》,指出:"关于这桩划时代的空前大事,凡属新中国人民,都应该过这一道关,一致奋起,为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而斗争。"号召"在本年实行土地改革各地区,凡有本盟组织者,应即发动盟员踊跃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民盟同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联名于1950年11月4日发表《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庄严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斗争"。民盟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今后盟的基本政治任务,就是用一切力量去支持并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民盟主要领导人还多次发表声明、谈话,谴责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种种暴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开展后,1951年5月6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拥护《惩治反革命条例》,号召盟员协助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3月31日,民盟发布《为提高政治警觉严防反动及不良分子混入组织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组织盟员认真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揭发反革命分子,健全组织,严格入盟手续,确保民盟组织的健康、纯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民盟于1951年12月19日发出《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指示》,指出"本盟应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并须发动盟员积极参加检查工作","同时发动盟员首先带头进行自我检查"。1952年5月19日,民盟又发出《关于各级地方组织在三反运动中进行民主改革并总结工作的指示》,把"三反""五反"运动和民盟组织的建设及盟员的思想改造结合起来。
    (三)组织成员学习政策法令和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投入运动,参加实践,接受锻炼和考验。《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民盟各级组织即组织盟员学习,举行了一系列报告会、动员会,还编印小册子,宣传土改政策,交流学习心得和参加、参观土改的体会。对于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或有亲友是地主、富农的盟员,一些支部还做了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站稳立场,过好土改关,同时,也对丧失立场、破坏土改的盟员进行了组织处分。据1951年的不完全统计,民盟至少有978人直接参加了土改工作,民盟中央机关干部由领导带队分4批共44人参加了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土改工作,并组织参观了华东、西北地区的土改工作;参加和参观土改归来的同志在盟内多次介绍情况,使广大盟员受到教育。在抗美援朝斗争中,民盟先后编印发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朝鲜归来》等时事宣传讲话小册子及内部印发的《抗美援朝宣传提纲》、《时事资料摘要》等宣传材料,在民盟内外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教育活动,多次组织民盟内外群众座谈,参加讲座、报告会、控诉会或示威游行,帮助民盟内外群众克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提高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觉悟,树立正义战争必胜的信心,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通过宣传教育,盟员普遍参加了和平签名、订立爱国公约、给前线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爱国武器捐献等活动,还有一些盟员带头或鼓励子女参军参干。民盟中央也组织了"抗美援朝书画义卖"。1951年6月16日,成立"中国民主同盟抗美援朝爱国武器捐献委员会",扩大和推动民盟捐献运动,预定目标认捐15亿元,购献"民盟号"飞机一架,但到1952年底,仅国内盟员的捐献总额就达到34亿元,尚不含许多盟员捐献的金银首饰、房产等实物。
    第三节 中国民主同盟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
    1951年11月,一个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逐步展开。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买办思想,划清敌我界线;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线,逐步确立工人阶级在学校和一些文化团体中的领导地位。
    出于这种形势和民盟加强自身建设的需要,中国民主同盟于1951年11月11日至12月1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通过总结民盟的组织宣传工作,推动盟内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会议特请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作了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讲话,分别就"统一战线中为什么有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什么特殊意义?""知识分子怎样改造自己的思想?""民主党派在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中的作用,以及它所负担的任务"作了阐述,着重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动摇性,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解释了中共历来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说明了知识分子自觉摆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特别是对崇美、恐美、亲美思想,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极端个人主义进行自我批判,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性;提出了以共同纲领为准则,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改造世界观的任务。
    根据这一精神,会议分析了民盟内思想状况,对民盟的性质与领导思想,进行了重新认识。认识到由于盟员的主要成分是知识分子,虽然大部分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但是,由于知识分子从来不是属于一个阶级的,因此,民盟不可能成为只是代表某一阶级的政党,其性质只能是一种"阶级联盟",因而,民盟也不可能要求盟员都像共产党员那样,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和行动标准,只能要求以共同纲领为民盟团结的统一准则,确立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民盟要担负起团结民盟和民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任务,通过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使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各种阶级的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过渡。为此,会议提出对盟章总纲进行修改,把民盟的性质改为"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阶级联盟性质的新民主主义政党",突出强调了"小资产阶级"为主,"阶级联盟"和"新民主主义政党"这些特征,提出了民盟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负的一般任务和民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新民主主义政党,团结、教育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前进的特殊任务,从而把思想改造问题作为民盟的组织建设和完成民盟的特殊任务的课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成为民盟的长期的、经常性的主要任务,这对今后民盟的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长时期的重要影响,并为民盟一届七中全会所确认。
    第四节 整理、发展和巩固民盟组织
    1951年11月下旬召开的民盟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对民盟建国以来的组织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检讨,调整了方针、政策。
    民盟的组织工作,建国初期以整理为主,实行"巩固为主,稳步发展"的方针;1950年11月,民盟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则以发展为主,继续巩固。其间,对于民盟的组织路线和发展对象有个摸索反复过程,到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时,才开始比较明确地提出转向在文教界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发展,并为民盟一届七中全会所确认。
    1949年5月28日,民盟临工会组织委员会就曾制订《民盟组织工作初步整理计划》,着手整理由于民盟被迫解散转入地下斗争后,上下组织失去正常联系的混乱情况,对盟员逐个进行登记与审查,清洗了混入民盟内的特务分子,反动党、团、警、宪中有罪恶的骨干分子,罪大恶极者,反苏、反共、反人民者以及贪污腐化者等5种人;并按《中国民主同盟区总支部组织规程》、《中国民主同盟各地方组织选举办法》,举行了地方盟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地方民盟组织领导机构。在此基础上,向各地提出了"以大中城市为重点,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包括文教工作者、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公私机关企业职员、开明的工商业者、华侨中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其他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发展新盟员"的要求,这一工作到1950年底基本结束,建立起民盟地方机构77个,拥有盟员9000余人(不含海外盟员。建国后不久,按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各民主党派停止海外组织活动),其中新盟员占29?4%。
    1950年7月5日,民盟接受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决定"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及军事企业中"发展盟员和进行组织活动,同时还和其他民主党派一致,"自动的决定在情报机关、革命大学、旧人员训练班、使领馆等,亦不进行组织活动"。各民主党派还就发展范围进行了协商分工,民盟发展盟员的范围限于文教界知识分子。当时,由于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还有入盟不如入党的思想,因此,建国初期的一年多时间里,民盟的发展十分有限,为此,民盟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巩固组织》和《关于干部问题的决定》,确定"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在文教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放手发展新盟员。
    但是,在全国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上,与会同志根据基层反映的情况,还是认为发展新盟员要从工作需要出发,应当注意其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因此,建议再次修改民盟的组织路线,把盟员发展对象放在中上层知识分子上。根据会议的建议,1951年12月,民盟先后颁布了《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关于转向中上层发展组织的通知》等文件,逐步确立了民盟"三个为主"(大中城市为主、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文教界为主)的组织路线,民盟的组织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轨。
    第五节 《光明日报》、《盟讯》创刊
    在民盟的工作中,《光明日报》和《盟讯》的创刊,在民盟内外起到了扩大民盟的影响、团结教育盟员和民盟所联系的广大知识分子群众的重要作用。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北平解放后,在中共帮助下,民盟接收了前《世界日报》的产业和人员,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报纸接受民盟总部和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双重领导。一方面担负着作为公营报纸的一般宣传任务,即对当前国家的中心工作,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同时,又作为民盟的机关报,结合民盟的政治任务,着重联系、团结和改造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又决定:按照民盟的政治任务,《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这样,《光明日报》就逐渐办出了特色。1953年,报纸发行量达到万余份,成为国内一张有影响的大报,深受广大群众特别是文教工作者的爱好与欢迎;在国外,特别是在前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光明日报》也受到重视。
    建国初期,《光明日报》除了对抗美援朝、土改、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外,还大量报道了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工作,对于加强党派间的团结,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每期几占1/4的版面,例如关于高等学校改革、新的教学方法、新学制的讨论等等专题,在文教界具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报纸经常刊登知识分子在各项中心工作中改造思想的体会,因此,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光明日报》是他们的园地。
    最初,《光明日报》的工作,由民盟总部指导,通过报社的社务委员会贯彻。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以后,确定报纸直属民盟中央政治局,由宣传委员会指导。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52年年底。1952年11月26日,民盟中常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从1953年起,将《光明日报》改组为各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报纸,并成立了由各党派联合组成的新的社务委员会。在新的社务委员会里,民盟方面由章伯钧、罗隆基、邵宗汉与萨空了4人参加。改组后的《光明日报》,加强了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报道,同时,负担起国家文教建设和人民文化生活的全面宣传。
    《盟讯》创刊于1950年7月25日,是民盟内部发行的月刊。始由组织委员会主办,宣传委员会及秘书处协助;1951年5月26日决定改由民盟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设盟讯委员会,以章伯钧、罗隆基、周新民、胡愈之、叶笃义、邵宗汉6人为委员,孙承佩为总编辑(1952年6月孙承佩辞职后,由千家驹继任)。
    《盟讯》在民盟内起着中央与各地方组织及盟员个人之间上传下达的联络作用,结合民盟的中心工作及时传达民盟总部的文件、决议、指示,反映交流了各地的工作情况和盟员自我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除了《光明日报》和《盟讯》,民盟在建国初期,结合中国共产党、国家以及民盟的中心工作,还在两年多时间里编印了42种宣传材料,其中不少通过新华书店公开发行,并再版,如《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前进》、《朝鲜归来》、《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有些地方组织也编印了不少宣传手册。这些小册子宣传了中心工作的意义、方针、政策,也交流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情况,及时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宣传教育了广大群众,对于促进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起了不小的作用。
    第六节 待解放区民盟组织和民盟盟员的英勇斗争
    建国以后,当时中南、西南一些省份还没有解放,解放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待解放区人民还在和溃退到西南、中南的蒋家王朝作最后的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待解放区的民盟地方组织积极参加了策应人民解放军南下,迎接解放,策反反动武装、地方政权的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如秘密盟员刘文辉、潘文华率领川康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秘密盟员龙云策反云南军政人员起义;民盟广东江会分部策反国民党"坚忍"部队起义,以及关押在重庆、成都的盟员在狱中的英勇斗争等。
    刘文辉、潘文华是民盟早期秘密发展的盟员。他们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要职,是川、康两省的地方实力派。当时,刘文辉任西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西康省党部主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川康边防总指挥;潘文华任西南公署副长官。刘文辉早在1942年就与中共有联系,1944年入盟,1946年加入民革,并于1948年任民革川康地下支部领导职务。他通过他的部下、民盟盟员张志和与中共地下党及民盟组织保持联系,资助出版进步报刊,庇护和营救中共党员与盟员,在他所辖部队中发展进步力量。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川康军政人员起义,成立西康临时军政会议主持军政,堵击胡宗南残部10万余人,直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成都。这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共同配合,通过长期策反工作取得的胜利。
    与刘、邓、潘起义同时,民盟西康省支部筹委会组织策反了荥经、大全、芦山、宝兴等地地方武装,在保卫雅安的武装斗争中,起到了从后方保证刘、邓、潘起义军击退和阻击蒋军进攻和逃窜的重要作用,从12月9日到2月2日解放军进驻雅安,坚持了两个多月的对敌斗争。与此类似的还有1949年10月民盟广东江会分部文植虞、李锦波等策反保安暂编第二纵队(又称"坚忍")部队1800余人起义。
    民盟云南支部在云南解放前夕,由杨维骏、杨明、汪大受三人组成策反小组,配合中共与民革的策反工作,为策反云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卢汉于1949年12月9日起义做出了贡献。其中秘密盟员、曾长期执掌云南军政大权而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被蒋介石软禁的龙云,于1948年12月潜赴香港,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起义后,在这次策反工作中做了不少工作,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重庆、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一一·二七"大屠杀和成都"十二桥"大屠杀事件,惨无人道地屠杀了包括杨虎城将军在内的数百名革命志士。其中有不
    少是民盟盟员,他们在就义前和中共党员及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在狱中进行了英勇斗争,在就义时表现了无畏的革命气节。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关押的盟员,有的在狱中策反了看守、宪兵,让他们把外面的报纸带进来,通过狱中的《挺进报》,把新中国成立和解放战争的形势告诉大家;他们在就义前怒斥反动派,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新中国万岁!"的口号,用自己的鲜血表明了对革命忠贞不贰的坚定信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牺牲的民盟烈士有陈然、邓惠中等28人;在成都"十二桥"被屠杀的35名烈士中,民盟盟员有13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革命家,《华西日报》、《民众时报》主笔,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支部宣传部长杨伯恺;有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中英勇抗击英舰的英雄,民盟中央委员,民盟四川省执行委员于邦齐(于渊);有1928年领导绵竹暴动,打响川西红色风暴第一枪的王干青等,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鼓舞人民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巨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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