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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在反右派斗争和十年内乱中经受考验
(1957年6月至1976年10月)
    第一节 反右派斗争和所谓"章罗联盟"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月30日,毛泽东亲自在天安门城楼上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发动大家对共产党提意见。从
 
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13次,广泛征求意见与批评。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对党政工作和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改善党的领导,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起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在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极少数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人,乘机散布一些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始。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在这场反右派斗争中,民主党派是"重点单位",而中国民主同盟更首当其冲。6月18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3次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连日召开会议,集中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右派言行"。于是,反右派斗争就在盟内自上而下地迅速揭开战幕。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于是,全国到处挖"章罗同盟"的"分店"、"军师"、"谋士"、"代理人"和骨干,打开了反右扩大化的缺口,民盟受害尤深。据统计,全国一共有约55万人被划为"右派"。民盟内据1958年1月的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3378人①,占盟员总数的10?5%,其中中央委员(含候补中委)共59人,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委总数1/3,中央常委11人,占中央常委总数35%;各省,市委主委、副主委30名,占30%,县分部主委76人,占32%。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从党内到党外,伤害了无数好同志、好干部和同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其中不少是有才干的知识分子。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同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科学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这一报告的通知中,决定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复查改正。现在,民盟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均已故)未获改正外,其余都得到了改正。
    第二节 民盟内整风和民盟领导的"左"的错误
    中共中央在全国发动反右派斗争后,民盟中央于6月18日召开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紧急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全盟开展反右派斗争并开始盟内整风的决定》,"号召全体盟员对章伯钧罗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荒谬言行尽情揭发和批判";并"立即开始在盟内整风"。"盟内整风应从中央做起,再由省、市一直到基层,逐步推进,在整风期间,停止发展组织"。6月25日,中常会第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了《关于盟内整风运动的补充指示》,指出民盟内整风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来检查、批判和揭发民盟内右派分子的言论行动,并自即日起成立由沈钧儒等31人组成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和由胡愈之为主任的民盟中央整风办公室。
    整风领导小组成立之后,各地方组织也相继成立相应的整风领导机构,实际上从民盟中央到地方取代了选举产生的合法领导机构。从6月到8月,民盟中央机关先后召开了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大、小会议9次,重点放在揭露批判章伯钧、罗隆基的"右派言行"以及进一步"挖出"所谓"章罗联盟"的成员。
    1957年9月13日至21日,中国民主同盟全国整风会议在北京召开,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24个省市地方组织负责人共101人出席。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代表主席沈钧儒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了《全盟动员起来,把反右派斗争贯彻到底,展开全面整风,过社会主义关》的报告。报告除了陈述民盟三个月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外,还根据《人民日报》8月29日社论《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的精神,向全盟提出了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和进一步深入进行反右派斗争,全面开展盟内整风的方针和任务。会议期间,代表们根据《人民日报》的社论精神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招待各民主党派全国整风会议代表时所作讲话的精神,讨论了重新认识民盟的性质、知识分子的两面性等问题。《人民日报》在《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这一篇社论里指出:"就现状说,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各民主党派必须对自己的成员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个人对集体进行彻底的改造。"并指出"各民主党派要完成上述的历史任务和当前的严重政治任务,必须使自己有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并且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根据中共对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性质的错误判断,史良在报告中对民盟成员作了左、中、右分野的分析,认可了民盟的"资产阶级政党"性质和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初步提出了从政治上和组织上"改造"民盟领导核心的意见。会议确定的整风的基本方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认为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反右派斗争"是主要关键和决定性步骤:要把"反右派斗争"深入各级组织,深入基层,贯彻到底,取得胜利,然后,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这次会议确定的错误路线,和中共中央8月8日、9月12日先后发出的《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及《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相呼应,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形成了扩大到对群众的批判和斗争。
    1958年1月26日,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七次(扩大)会议,对民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划为"右派分子"的59人作出处理决定。并通过了《关于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要求"立即开展一般整风运动,以扩大反右派斗争的战果,使本盟的根本改造和成员的政治立场改造,更向前推进一步"。目的是"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集体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
    这次民盟内一般整风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按照毛泽东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背离了中共"八大"正确路线的情况下进行的,执行了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在整个民盟组织被戴上"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的帽子下,人人过关,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搞得灰溜溜的。尤其是2月27日以后,各民主党派联合发出《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成员通过整风,掀起"自我改造'大跃进'"的高潮以后,搞了两项声势很大的形式主义的活动。一是制订"自我改造规划",二是"交心"运动,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用"左"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方法来对待思想改造问题。3月3日,民盟中央举行"促进一般整风和加速自我改造大会",通过沈钧儒等103人签名的"加速自我改造决心书"。3月4日,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民盟组织和全体盟员积极而又迅速地投入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大跃进",进一步搞好民盟内一般整风运动。3月16日,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和在京中央委员以及北京的盟员,参加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通过了改造政治立场,效忠社会主义制度,向工人、农民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加速根本的自我改造为内容的《自我改造公约》,会后,还举行了万人大游行。接着,许多省、市民主党派组织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相继仿效,举行了类似的"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4月初,开始搞所谓"交心运动"。"交心运动"要求参加整风运动的人,都要贴出大字报(有的还规定了大字报的数量指标),自我揭发或相互揭发,暴露所谓"不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各种错误言行以及思想。在此基础上,把"交心"交出的问题,分类"排队"、"梳辫子",组织大辩论。4月14日、16日、28日、29日,民盟在京中央委员在民盟中央举行"集中向党交心"活动。然后,开始大辩论,一直搞到8月份。4月23日,民盟中央发出通知,号召全盟开展向党"交心"活动。各地民盟组织掀起了"向党交心"高潮,并以向党"交心"作为深入开展民盟内整风的中心环节。各基层组织竞相举办各式各样的"交心竞赛",这些活动造成一个声势,好像思想改造可以通过"交心"得以完成,向党"交心"的决心和干劲越大,就越"先进",相互攀比"交心"大字报的数量。仅以东北三省为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盟员共"交心"24万条,平均每人130多条;最多的一人"交心"1622条。其他省、市情况也大同小异。一种人人自危的政治、心理压力,使"交心运动"成为政治庸俗化的典型。一些地方不适当地提出"苦战几昼夜,交心多少条"的口号,迫使大家说了许多违心话,瞎编了许多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交心"材料,实现什么"交黑心,换红心",把思想问题上升为政治立场问题,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上无限上纲的批判,不仅在当时伤害了许多同志,而且还成为后来"文革"中"造反派"制造错、假、冤案的黑材料,后果极其严重。
    全盟向党"交心"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即转入整风大辩论。1958年9月6日,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联合举行以清除民盟内右派路线,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为主题的整风大辩论。这种大辩论在两个月内,连续举行多次。各地民盟组织也如法进行。除此之外,民盟中央还曾于1958年3月,要求各地组织结合整风大辩论,开展"拔白旗,插红旗"活动,有些地方组织曾按此部署,要求盟员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作自我检查,然后组织批判,用无限上纲、简单、粗暴的做法对待学术问题,这在一些高等学校里造成对知识分子很大的政治压力和极为恶劣的后果。第三节 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左"的错误路线主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形势下,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8年11月12日至12月4日在北京举行。出席的代表共298人。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适应形势的需要,推进民盟组织和盟员个人的改造。会上,沈钧儒主席代表民盟二届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了民盟于建国9年来,特别是三大改造以后到反右派斗争、民盟内整风以来的所谓"经验教训",错误地估计了1956年以来民盟组织和成员的政治状况,认为"长期以来盟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确路线和右派路线的斗争",并违心地得出"民盟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的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的荒谬结论。由此,认为"国家正在加速社会主义改造,民盟目前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与当前的形势是不适应的,因此必须进行组织的根本改造,清除右派路线的残余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建立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把民盟从资产阶级的政党改造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报告认为:"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盟在根本改造中的中心问题。""盟的组织改造和成员的个人改造是统一不可分的,盟员的个人改造,首先要改造政治立场,同时也要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强调个人改造"必须以政治挂帅为前提","拔白旗,插红旗,改造立场,改造思想","跟上形势,过好社会主义关",主要方法和途径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参加劳动和实践为基础,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视参加体力劳动","走到工农群众中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等。
    大会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制造了一种政治上的"高压"气氛,使与会代表违心地"一致通过"了这一个给自己戴上"黑帽子"的政治报告,还通过了内容相似的所谓《中国民主同盟社会主义改造规划草案》,作为民盟奋斗目标和工作准绳,并通过了一项各民主党派展开自我改造的"竞赛书"。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52人,候补委员38人。按照中共要求各民主党派建立"坚强的站稳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核心"的精神,这一届委员会在选举中排斥了原来中央委员中的所谓"右派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是民盟的创建人,有的是知名社会活动家和有才干的知识分子,都有和中共长期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光荣历史。只是因为要留几个"反面教员",所以,沈志远、罗隆基、章伯钧、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潘光旦7人保留为中央委员;叶笃义、刘王立明、浦熙修、张广标、费振东5人保留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们的名字在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名单中,不按姓氏笔划排列在名单的最后。在12月5日举行的三届一中全会上,沈钧儒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杨明轩、马叙伦、史良、高崇民、胡愈之、邓初民、陈望道、吴晗、楚图南为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共35人,他们是:千家驹、王德滋、田一平、刘清扬、华罗庚、吴鸿宾、李文宜、李相符、汪世铭、沈兹九、辛志超、周建人、周新民、金岳霖、徐寿轩、张国藩、梁思成、许杰、许崇清、童第周、闵刚侯、黄炎培、闻家驷、萨空了和作为"反面教员"的章伯钧。闵刚侯担任秘书长。
    ①第四节 以"服务和改造"为中心
    从1959年到1966年上半年,我国的社会主义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共中央领导围绕着如何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曲折斗争与反复。中国民主同盟和全国人民一道,经历了由于中共工作指导方针失误所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克服困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继续前进。
    从反右派斗争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民主同盟以"服务和改造"为中心工作,按照形势变化的条件,尽其所能,然而由于大势所趋,这一阶段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左"的色彩,难尽人意。
    民盟以"服务和改造"为中心工作,是在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按照大会通过的民盟《社会主义改造规划草案》,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和民盟组织及盟员个人的根本改造方面来,即所谓"以政治思想为统帅,以工作岗位为基地,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做好工作,安心改造"。
    1959年5月5日至14日,民盟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交流各地"服务和改造"工作的经验。民盟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民盟组织负责人共89人参加。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在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讨论了知识分子和继续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尽管当时还是用"左"的阶级斗争观点来估计知识分子状况和解释"双百"方针,但是,会议还是肯定了知识分子"积极的一面在不断增长,消极的一面在不断缩小。很清楚地看出了我们多数盟员在不同程度上更加向左靠拢"。"民盟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政治党派,今后继续贯彻'双百'方针应该是我们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会议还针对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不讲话,工作上怕负责任,干劲不足,改造有厌倦情绪"等等实际情况,提出了"和风细雨,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的问题,并交流了这方面的经验,要求各级民盟组织"从思想、工作、生活各方面关心知识分子","帮助他们改进人与人的关系",明确了"提高服务的积极性也就是提高了改造的积极性。二者互相结合,互相作用的"。在此之前,见诸报章、讲话,都是提"改造和服务",而在此后,提法就改为"服务和改造",这小小的字面变化,也反映了民盟的工作开始有了转变,用积极的姿态来协助中共改善反右以后在知识分子中遗留的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
    5月30日,中常会第五次会议批准了《关于成立文教科技委员会的报告》和《中国民主同盟文教科技委员会简则》。《简则》规定这个委员会直属中常会,用以"密切联系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人士,在贯彻党的文教科技方针政策和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交换意见,交流经验,使本盟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中,更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贯彻执行教育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2)在文艺和学术工作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3)推动文教界、科技界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加强团结,密切协作,通过工作实践和努力学习逐步实现自我改造"。
    1960年,在民盟中央的指导下,为了"推动服务,加强改造",分区域召开了一系列工作经验交流会。如:2月,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在广州;3月,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上海、北京四省二市在上海,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在成都,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长春;5月,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四省在天津;6月,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在西安,分别举行了经验交流会或盟务协作会议,交流了加强知识分子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的经验。当然,由于1959年中共党内的反右倾斗争和1960年的"继续大跃进",使这些会议交流的所谓经验,不可避免地蒙上了一层"左"的色彩,使盟员盲从当时开展的诸如"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食堂"等"中心工作"。尽管如此,广大盟员还是主要通过做好本职工作,尽其所能,尽力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1960年6月间召开的"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盟员中有104人作为代表出席大会,受到表彰。其中包括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著名科学家唐敖庆、谷超豪,著名中医王任之,著名作家秦牧,著名画家潘天寿、王个鋎、陈之佛、雷圭元,著名新闻记者赵超构,著名演员童芷苓、筱爱琴、刘天韵等。
    第五节 中国民主同盟三届二中全会
    (扩大)会议和"神仙会"
    自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紧接着民盟内整风、"拔白旗",一浪接着一浪,使得党盟关系、盟组织与盟员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很多知识分子和盟员,对形势、政策、工作等等方面的看法、想法,采取"不讲、不写、不想"的态度。当时流传这样的话:"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到1960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形势困难的局面越来越严重,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发生了困难,团结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克服困难,成为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中共鼓励各民主党派召开代表大会,帮助中共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1960年6月25日至9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这次历时43天会议的,除中央委员117人外,还有候补中央委员及各地"服务与改造"工作有成绩的先进分子315人列席。
    沈钧儒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进行形势教育,交流工作经验,以推动全体盟员积极服务,加强改造。他还提出"认清形势,鼓舞斗志,肯定成绩,分析问题,积极服务,加强改造,兴无灭资,自觉革命"作为这次大会的方针。杨明轩副主席代表中央常务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总结了民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执行民盟社会主义改造规划草案的情况。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专门作了《关于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作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的报告。大会交流了各地民盟组织和盟员在开展"服务和改造"工作方面的经验。
    在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各民主党派"只有进行根本改造","适应社会主义需要"为前提,重新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中共"既定不移的方针"。并且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有进步",但是"还有问题"。
    这次会议由于改变了反右以来开会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简单化方法,改用"三不"、"三自"(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的"和风细雨"的方式,使得问题的讨论比较深入,与会者心情比较舒畅,因此,被称为"神仙会"。会议鼓励与会同志敞开思想,自由辩论。这对打破当时的沉闷局面,活跃政治空气,发扬民主作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起了较好的作用。从民盟三届二中全会以后,到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前,民盟各地组织都召开了"神仙会",采取"三不"、"三自"的方式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推动"服务与改造"。在当时国际形势比较紧张,国内国民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的情况下,"神仙会"的召开,起到了稳定知识分子及其所联系的群众的积极作用,对于安定局势,较快地克服暂时的困难,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1962年3月,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者会议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重新评价了知识分子,并于同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重申了党的"八大"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再次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这使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各地的"神仙会"开得更加生动活泼,也促进了民盟工作的改进。4月9日,民盟三届中常会举行第二十六次(扩大)会议,讨论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民盟在当前的工作任务。与会的90多位同志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民盟中央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与改进意见,讨论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1962年工作计划要点》和组织部提出的《关于加强基层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关于调整巩固组织和发展盟员的几点意见》;6月10日,民盟三届中常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又讨论通过了《关于进行改进中央机关工作的计划》,使民盟自反右以来几乎停滞的组织活动,开始有了转机。遵照民盟中央的部署,各地民盟组织在1962年的工作中,都强调了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全面发挥民盟参(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各种政治活动)、代(代表盟员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监(互相监督)、改(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民盟各级组织都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状况的调查工作,改进了政治思想工作方法,这时,"服务和改造"工作才开始真正活跃起来。
    由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和有关文化教育各项具体政策的改进和贯彻执行,以及民盟在组织上的配合,广大盟员的责任感加强了,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提高了。不少盟员在提高教学质量、进行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等方面取得了成绩,有的还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不少盟员先后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同时,各级民盟组织也开始敢于代表盟员和知识分子维护合法权利和合理权益,向中共党组织和行政部门提出合理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知识分子解决了工作时间、设备、助手和生活困难等问题,党盟关系渐趋正常。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些大专院校、科研机关的知识分子,又开始提出入盟要求,民盟组织也开始打破反右以来一直停止发展的沉寂局面,有些省、市民盟组织在此期间相继发展了一些新盟员。
    第六节 中国民主同盟三届三中全会
    1963年1月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三届三中全会,全盘接受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和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关于当前形势和1963年任务的决议》,号召民盟深入学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在民盟认真进行一次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并强调"这是本盟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中心任务"。
    从1963年到1965年,各地民盟组织大体上都是围绕"三个主义"教育这项中心任务开展活动,通过学习,以"提高认识,增强信心,巩固团结,加强改造"。虽然《决议》仍然要求运用"神仙会"的方式来开展这项学习运动,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神仙会"的方式已失去了原有的精神。1963年12月6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民主同盟三届四中全会上,《工作报告》指出:"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里,有些同志政治思想上仍然存在着问题,甚至有些问题是很严重的。""还有不少同志在这一两年来由于放松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又有新滋长",因此要"继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运动中"推动盟员继续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观点,提高阶级觉悟,自觉改造立场和世界观"。因此,后来的"三个主义"教育,都增加了"学习毛著"、"回忆对比"、"现身说法"等"阶级斗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要求盟员"查思想,找差距",自觉改造思想,而且调子越唱越高,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与此同时,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展开,民盟也积极配合工作。1964年3月4日,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组团赴河北霸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民盟部分中央委员和民盟中央机关干部也有参加。1965年4月11日,民盟三届中常会第五十一次会议通过的《1965年工作计划要点》,把推动盟员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工作中心。各省、市民盟的专职干部轮流参加了当地中共党委组织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相当一部分盟员也由所在单位安排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前往农村工作。诚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当然,对参加这次农村工作的盟员来说,不失为一次深入农村,接近群众,了解中国农村落后的现实的机会,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来说,倒是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很必要的一课。
    第七节 批判《海瑞罢官》和民盟被迫停止活动
    1966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造成长时期的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殃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作为统一战线重要部分的民主党派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破坏。由于江青、张春桥等首先策划批判民盟中央副主席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来作为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因此,民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更先于其他民主党派。
    吴晗写《海瑞罢官》,本是响应毛泽东1959年4月提出的"学习海瑞精神"的号召的。剧本完成于1960年。1965年初,江青与张春桥共同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当时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因此,北京各报开始都没有转载。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表示不满,指责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迅速形成高潮。1966年1月7日开始,民盟中央组织座谈会,座谈姚文元文章,批判《海瑞罢官》。1966年4月10日江青在林彪支持下,经毛泽东亲自修改,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文艺界自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宣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从文艺界开刀,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开始。同时,也是毛泽东决心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公开声明。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民盟中央主席、副主席办公会议于4月15日决定,自即日开始对吴晗进行正式批判,接连举行多次座谈会,批判《海瑞罢官》。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建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30日,民盟三届中常会举行第五十六次会议,匆忙决定停止吴晗在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会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号召各级民盟组织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6月1日,陈伯达夺权后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号召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由此,民盟对吴晗的批判也随着升级。6月16日,民盟三届中常会举行第五十九次(扩大)会议,对吴晗进行批判、揭发;8月5日至16日,民盟机关又接连举行6天会议,用大字报对吴晗进行揭发、批判。8月20日,民盟中央机关和民盟北京市委机关干部召开"斗争吴晗大会",并邀请各民主党派及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参加。
    与此同时,民盟三届中常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定在民盟中常会领导下成立民盟中央机关"文革办公室",胡愈之任主任,李文宜任副主任,负责领导民盟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24日凌晨2时,民盟中央机关接到北京市中学"红卫兵"的"通牒",勒令限期72小时内自动解散民盟组织。8月25日,民盟中央以办公厅名义,在机关大门上贴出《中国民主同盟公告》。全文是:"本盟完全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中共中央处理。特此公告。"
    8月26日晚,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到民盟中央机关进行"查封",迫使胡愈之代表民盟中央交出民盟中央委员会及民盟中央办公厅公章。至此,民盟中央工作全部陷于停顿。民盟各地组织也相继被当地"红卫兵"或"造反派"迫令停止活动,办公用房被强占,文书档案和办公设备遭洗劫。民盟中央和地方组织的不少领导人和干部以及在各地区各部门工作的许多民盟成员被揪斗、批判、隔离审查、关"牛棚",甚至被非法逮捕关押,刑讯逼供,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民盟中央领导人中被诬陷受迫害的就有史良、胡愈之、高    崇民、楚图南、吴晗、周新民、叶笃义、刘王立明、华罗庚、车向忱、萨空了、刘清扬、吴鸿宾等,其中刘清扬、吴晗、高崇民等于1968年先后被非法逮捕入狱。吴晗、高崇民、刘王立明在羁押期间先后含冤去世。受迫害致死的中央委员、中央常委还有章伯钧、刘清扬、潘光旦等。杨明轩、闵刚侯、辛志超等也于此期间郁愤而逝。
    在1968年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由于严重地混淆了敌我,民盟的大批干部和群众又遭到诬陷,造成不少冤假错案,参加民盟被说成是参加"反动党团"组织,许多人被戴上"特务"、"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等等帽子;过去向党交心的材料和"神仙会"上的发言,都成了刑讯逼供的依据,许多盟员的亲友也受到株连。
    1969年4月1日,解放军派军代表进驻民盟中央机关。是年,林彪借口"加紧战备",进行"战备疏散",各民主党派的干部连同家属被迫疏散下放。民盟中央部分中央委员和全体干部先后下放到吉林舒兰和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并在那里进行"清队"和"整党"。1970年11月,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才开始迁入全国工商联联合办公,并组织在京部分领导人和中央委员进行学习。以后,被下放的人员和家属也陆续调回。此后,经过周恩来等党内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力争,民盟内一些领导同志和著名学者才受到了保护,并争取到了恢复部分活动和一部分盟员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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